唐昭宗李晔无疑是一个勤勉且有理想的皇帝，他的心思始终放在了如何重振大唐的雄风上。可是，时至此时，大唐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，纵使李世民重生，恐怕也难以挽回颓势。

但另一方面，唐昭宗的命运也无疑令人惋惜，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窝囊。他不仅在权臣和藩镇的压力下屡屡遭遇困境，最终还被自己信任的宦官所废除，甚至丧命，结局可谓比汉献帝还要悲惨凄凉。

总体而言，唐昭宗是一个令人同情的皇帝。然而，许多史学家认为他不幸的结局，和他个性中的缺陷息息相关。北宋的历史学家范祖禹和明朝的王夫之都指出，唐昭宗性格过于随性，行事草率而缺乏谨慎，往往因此招致灾难。

唐昭宗的这种缺陷，直接导致了几位宰相的冤屈死亡。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景福二年（893年），唐昭宗下令调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李茂贞当时因曾护驾有功，迅速晋升，并趁机不断扩大其势力，几年之间便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地方割据军阀。

李茂贞渐渐变得不可一世，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，言辞之傲慢且毫无礼节。长安离凤翔不过三百里，唐昭宗心生忧虑。凤翔一旦失控，李茂贞随时有可能兵临城下，威胁朝廷安全。于是，唐昭宗决心将李茂贞调离，但李茂贞却极力反抗。他不仅拒绝命令，还写了一封极具侮辱性的回信，威胁唐昭宗，如果他不从，将天下大乱，甚至暗指唐朝的皇帝可能需要逃亡。

这番话不仅揭示了唐朝的历史创伤，也毫不掩饰地羞辱了唐昭宗的权威。唐昭宗暴怒不已，心想着不能任由李茂贞如此挑衅，决意讨伐他。然而，杜让能却急忙劝阻，指出李茂贞已强大到不可匹敌，唐朝的兵力已难以抗衡，如果轻率出兵，极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，甚至最终被逼得像汉景帝那样，动用诛晁错的名义向李茂贞请罪。

然而，年轻且急于表明自己决心的唐昭宗，硬生生决定出兵。长安的百姓在消息传来时心情紧张，纷纷上街阻止战事。杜让能甚至被百姓追赶，险些被扔石头打伤。尽管如此，唐昭宗仍然执意出兵。结果正如杜让能所料，朝廷的禁军根本无法与李茂贞的精锐部队抗衡。当李茂贞逼近长安时，唐昭宗陷入恐慌之中，不得不下令处死三位枢密使，企图向李茂贞低头求饶。然而，李茂贞却不肯轻易罢手，要求杀害杜让能方才退兵。

杜让能深知无法逃避这一劫难，悲叹自己早已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，最终请求自愿辞职以解困局。唐昭宗悲痛欲绝，含泪处死了杜让能，并将其首级献给李茂贞。即便如此，李茂贞依然没有收手，最后逼迫唐昭宗进一步屈辱，以宰相的命头换取短暂的和平。

如果说杜让能的死象征着唐昭宗的软弱与屈辱，那么两年后，乾宁二年（895年），唐昭宗的再次妥协则更加显现了他在藩镇压迫下的无奈。当时，河中节度使王重盈去世，他的两个儿子王珂与王珙因争夺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李克用曾与王重盈有过深厚的关系，因此力挺王珂，而李茂贞则站在王珙这一边。

唐昭宗本该对这些地方势力争斗采取中立立场，但由于他年轻冲动，反而在这场斗争中公开表态，先入为主支持了李茂贞一方。李茂贞自然不会错失机会，立即联合王行瑜和韩建兵临长安，逼迫唐昭宗更改继承人选。唐昭宗一时束手无策，只得向李克用求援。

李克用出兵南下，却因距离太远，未能及时赶到，反而让王行瑜和韩建等人继续在长安施压。最终，唐昭宗不得不再次做出妥协，答应撤兵，但条件是必须让他除掉不合时宜的宰相韦昭度和李磎。

这次，唐昭宗为了保全自己，竟然被迫批准杀掉这两位宰相，令整个朝廷的权力结构变得愈发混乱。王行瑜则丝毫不给唐昭宗面子，竟然私自处死了韦昭度和李磎，并将其尸体丢弃。面对如此凶残的逼迫，唐昭宗再次低头，他被迫按照王行瑜的意愿，宣布两位宰相的罪行，并公开对外道歉。

这一连串的屈辱标志着唐昭宗不仅无法保护朝廷大臣的生命安全，甚至连自家宰相的尊严也无法保证，昭示了晚唐政权的崩溃。而这一切的根源，正是唐昭宗过于冲动且缺乏耐性，无法稳住大局。直到十年后的天祐二年（905年），更为血腥的“白马驿之祸”爆发，朱温将大唐的最后一批宰相集体杀害，宣告了唐朝的彻底灭亡，随之而来的是五代十国的血腥割据时代。

唐昭宗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无奈和屈辱的时代，他的软弱和冲动，加速了大唐的衰落，也为之后的历史埋下了更深的隐患。